宅基地不能用于抵押，但法律另有规定的除外。
唯有针对这些现象科学设置激励和惩戒机制，才能使职称评审规范管理做到科学、有效。他是本科毕业后因为成绩优异而被选拔直接就业，在大学外就业若干年后又受聘回到大学。
如今，他不仅为日本著名大学的教授，而且被确定为未来学科发展的带头人。即国家标准是兜底性的标准，地区标准和单位标准可以确保在国家标准基础上的严格要求。在监督管理方面，《规定》指出，有关部门通过质询、约谈、现场观摩、查阅资料等形式，加强对评审工作事中事后的抽查、巡查，以及对有关问题线索进行倒查、复查。这的确是较为特殊的个案，但是，它为我们思考定性和定量评价相结合的评价标准提供了参考，为我们从唯学位等囚笼里走出来提供了路径。一要注重正当程序理念的追求，切实建构相应的程序规范。
谁有资格当评审委员会评审专家？这本身又存在产生程序、评判标准等问题。文章来源：《检察日报》2019年10月9日第7版。她们不再是原娘家家庭成员，不再是原村民自治成员，也不再是原集体经济组织成员。
考虑到某些农村地区可分配宅基地的资源紧张，宅基地和房屋可以采取低层或小高层住宅的方式来实现，健全宅基地权益保障方式。1997年后，按照政策要求，农村第二轮土地承包期延长为30年不变，承包期内承包地生不增、死不减。对集体经济组织重构之后，集体经济组织的经济成员并不必然是集体组织的政治成员。应当规定没有成年家庭成员的明确同意不得变更其土地承包经营权益，也不得单独处分未成年女性的土地承包经营权益。
2016年12月国土资源部下发的《关于进一步加快宅基地和集体建设用地确权登记发证有关问题的通知》第8条规定：依法维护农村妇女和进城落户农民的宅基地权益。这是宅基地确权从户到人的一个重要举措。
假设在非离异情况下也允许分户，则所分之户与原家庭户是否形成新的从属关系？所分之户在退出承包关系时，承包土地是返回原家庭户还是交还发包方？在增人不增地、减人不减地政策之下，这个问题具有重要意义，会影响到家庭承包户内每个个体的权益份额。可见，《农村土地承包法》一方面宣布此类女性已经从根本上失去了承包土地的资格，一方面又不允许收回其承包土地。根据对农村女性土地承包问题2008—2017年民事诉讼案件的抽样调查，家庭成员之间的诉讼占全部诉讼的比例已经高达31%。实际上在宅基地改革过程中，已经有地方探索了对继承、房屋买卖、抵押等法律关系的权利人按年收取宅基地有偿使用费的实践。
家庭是女性承包土地权益纠纷诉讼的第二大侵权主体，当前开展的农地产权化制度改革尤其是作为产权化改革重要节点的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颁证，在一定程度上进一步激化了户内的矛盾，加剧了女性与家庭内部成员的矛盾纠纷。现行《婚姻法》第9条规定，登记结婚后，根据男女双方约定，女方可以成为男方家庭的成员，男方可以成为女方家庭的成员。例如，有的村规定，28岁以上的大龄未婚女性即被当作出嫁女对待。如果子女成家分户又导致该家庭户的宅基地资格减少，而该家庭户继续使用该宅基地，便又需要重新交纳超出部分的宅基地使用费。
集体经济组织成员身份的唯一性要求与现代财产法制度格格不入。三、消除农村女性的身份认定障碍是抵御户外侵害的关键 （一）重新解释集体经济组织及其成员，从宽确认女性集体经济组织成员身份 基于大量农村女性土地财产权益涉及不同集体经济组织的现实，保障其权益首先应当消除其在认定集体经济组织成员时的身份认定障碍。
进入专题： 男女平等 土地承包经营 集体产权制度 。如果从财产法角度将土地承包家庭户解释为一个生产经营性质的经济单位，则家庭承包就是农业用地的基本经营方式，土地承包经营权的主体可以是家庭成员个人而不是家庭户，土地承包经营权的家庭共有属于人人平等的按份共有。
与城市居民结婚但不能将户口迁入城市的女性也将失去其在原村集体享有的权益。但是，基层人民政府在不得不指出某些涉嫌性别歧视的问题后，往往并不直接履行责令改正义务，尤其是当争议双方之间存在相关契约、合同时，基层政府往往把问题推给法院。唯一身份要求与权益多元分散之间产生了不可避免的矛盾冲突，身份唯一成为大量女性权益保障的首要障碍。大中院校读书、服兵役、劳教、服刑期间的人不丧失集体经济组织成员资格。但农龄股有一个时间起算点问题，一般是根据土地承包政策实施以来每个集体经济组织成员在该集体经济组织中生产生活的年限计算。为了更好地实现经济目的，家庭成员应当可以决定到底如何享有和行使土地承包经营权。
同时，《农村土地承包法》又规定女性在结婚、离婚等状态下，在未取得新的承包地之前，原发包方不得收回其原承包地。众所周知的是，女性往往比男性更难以满足所有条件。
农村土地制度改革的政策尤其是长期稳定、增人不增地、减人不减地的土地承包政策，已经逐渐弱化了农村承包土地的社会保障功能和社会稳定功能，降低了其分配的公平性，而逐渐强化了其财产属性。如果一位女性在婚嫁并迁出户口时，其所在的集体经济组织尚未进行股份制改革，或者因性别歧视未给其分配股份，而其户口迁入夫家时夫家所在的集体经济组织已经完成了土地承包和股份制改革并且对承包地和股份实行静态管理，即生不增、死不减，则该女性在土地承包和农村集体产权制度改革中的个人利益就会两头落空。
一个人可以因某些法律事实而同时成为两个及两个以上集体经济组织的成员，农村个人产权模式因此更加多样化。随着社会发展，大量农村女性虽然户口在原籍但常年外出打工，在农村没有承包土地，也并不依靠农村集体经济组织生产生活。
中国当前的宅基地制度有着复杂的历史成因，虽然一户一宅是宅基地分配的基本规则，但由于宅基地分配的性别化，一户一宅在广大农村实质上已经普遍演变为一男一宅。否定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可继承性的观点占据着统治地位，成为诸多土地承包经营权继承纠纷民事判决的说理依据。从目前集体产权制度改革试点地区关于农村集体经济组织成员资格认定的省级指导意见来看，农村集体经济组织成员资格的取得不外乎原始取得和嗣后取得两种途径。侵害的根源在于制度供给不足，表现为身份障碍和权利属性不稳、权利主体不清、权益份额不明，最终导致救济不力。
强调土地承包经营权的用益物权/财产权属性符合当前中国农村土地制度改革的大趋势。也有少量女性婚后选择户口留在娘家，或者不得不把户口留在娘家（例如农村女性与城市居民结婚但无法把户口迁入城市），有的还继续在娘家生活，成为俗称的出嫁女。
8.家庭成员享有权利的类型与份额都应当记载到不动产登记簿及权属证书。女性由于分配不到宅基地，结婚以后即使户口未迁出，也有可能不在本村长期居住生活，并且长期本身就是一个模糊概念。
在建立宅基地有偿使用机制时，应当选择好时间节点。本文所提出的保障模式，虽然着眼于保障女性的土地财产权益，但其实施的结果不仅能够消除女性的身份障碍，也能够消除男性在拥有夫妻共同财产或以继承、受赠等形式获得土地财产权益时的身份障碍。
有的村规定，超生多于一个男孩的，在交纳了全部社会抚养费之后每个超生的男孩都可以得到集体经济组织成员资格并获得100%的股份，但是超生多于一个女孩的，在交纳了全部社会抚养费之后，超生的女孩中只有一个可以获得集体经济组织成员资格和股份。由于长期以来农村家庭仍然以从夫居为主，农户基本上还是父权制组织，父—兄—夫—子等男性在家庭中有稳定的地位。试点中的农村集体产权制度改革和宅基地改革应借鉴、巩固和发展确权到人模式，明确个体的权利（权益）主体地位及份额。对宅基地无资格则有偿使用的制度，也有利于宅基地效用的最大化，有利于建立宅基地退出机制。
尤其在农村地区，法律制度在平等保障女性的土地财产权益方面频繁失灵。宅基地分配方面的性别差异在中国农村更为普遍。
7.宅基地上的房屋可以继承和赠与，继承人或受赠人可以享有房屋的所有权、使用权、居住权及其他财产收益，但如果继承人或受赠人没有宅基地使用资格，则需要交纳宅基地的使用费。2018年两会期间全国妇联向全国政协提交了《关于在深化农村改革中维护妇女土地权益的提案》，全国政协委员崔郁系统介绍了中国传统的男婚女嫁、以男性为户主的宅基地登记给众多农村女性带来的权益损害。
2010 年没有土地的农村女性占21.0%，比10年前增加了11.8 个百分点，高于男性9.1 个百分点，其中因婚姻变动（含结婚、再婚、离婚、丧偶）而失去土地的女性占27.7%，而男性仅为3.7%。例如有些农村女性的承包地、征地补偿款及其他利益被娘家父母、兄弟姐妹占有。
